1949年4月，青海塔尔寺，僧众代表联名致电南京，请求尽快确认官保慈丹为第十世班禅。这个请求并非普通的宗教事务，而是牵动青海、西藏以及蒙藏佛教界的一桩大事。九世班禅圆寂已近十二年，转世灵童却迟迟没有完成正式认定，各方意见早已积累成一场复杂的政治与宗教纠葛。 事情要从1937年12月1日说起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玉树圆寂。南京政府随后追赠其“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”封号，并安排治丧、致祭等事宜。对当时的中央政府而言，班禅转世不仅关乎藏传佛教传统，也与边疆治理和政教秩序密切相连。 1939年，达赖方面传出消息，称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已经降生于青康地区。南京同意由罗桑坚赞主持寻访，并拨给旅费。直到1941年7月，他抵达西宁后，寻访人员才真正分赴青海、西康、甘肃乃至蒙古一带。 寻访并不只是寻找聪明孩子。出生时的传说、家庭情况、僧人占卜、降神结果，以及孩子面对法器时的反应，都被列入考察范围。几个月后，寻访人员整理出十五名候选儿童，其中青海贵德县的隆热嘉措被列在前面。 这名孩子年仅四岁，却被认为颇有佛缘。寻访者据此写下证明，详细记载各类宗教仪式和相关征兆。可事情偏偏在此时出现转折。1942年初，隆热嘉措因病夭折，罗桑坚赞于3月5日将消息上报。另一名候选灵童绛热也在随后病逝，原本的筛选工作一下失去了依托。 灵童接连夭折，给寻访人员带来巨大压力。西藏方面又派人到东部地区继续查找，期间虽发现一些被认为具有特殊表现的儿童，但经过复查，并没有足够理由确认其身份。到了1943年5月，人员陆续返回拉萨，寻访暂时陷入停顿。 有意思的是，南京随后连续调整办法。1943年6月，蒙藏委员会提出修改旧有程序；11月3日，又拟出三种方案：继续遵照旧制，由西藏方面先行认定后报中央核准，或者从候选人中选出三名，再由中央派员主持掣签。12月21日，行政院却决定仍按旧制办理。 这道命令刚下，新的分歧又冒了出来。1944年1月13日，罗桑坚赞致电蒙藏委员会，担心西藏方面可能绕开中央，直接确定班禅灵童。他提出，可先通过宗教仪式确认青海儿童官保慈丹，再择日举行庆典。 官保慈丹原本就在早期候选名单中。据寻访记录，他出生时被附会有五彩祥光，第二次见到寻访人员时，手里拿着羊皮袋炒面。这个细节被认为与九世班禅生前习惯相近，因此在候选人中格外受到重视。罗桑坚赞曾说：“这个孩子，值得认真复核。” 但蒙藏委员会没有立即同意。1月31日，委员会主张在西藏方面正式表态前，仍应按旧例继续办理。遗憾的是，西藏方面很快采取了单独行动。1944年2月8日，当地举行了确认班禅正身的庆典，南京得知后，对这一做法十分不满。 此后，西藏方面提出三名人选：官保慈丹、恪琼扎喜和拉玛，并要求把三人集中到拉萨，在布达拉宫拈阄。但这一安排与南京提出的程序并不相同。原定方案是由中央派员主持，在拉萨大昭寺掣签；拉玛也不在最初报送的候选名册之内。 1945年7月22日，蒙藏委员会将有关情况报告军政机关。西藏方面则准备把拉玛从昌都迎往拉萨，甚至有自行举行坐床的打算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已经不只是灵童选择问题，而是中央权力、地方政教势力和宗教传统彼此拉扯。 1949年春，青海塔尔寺、喜饶嘉措、蒙古各盟旗驻京机构以及青海省政府先后致电，要求尽快确认官保慈丹。马步芳在电文中称，班禅转世不能无限期拖延，否则会影响政府在蒙藏信众中的威望。蒙藏委员会也认为，若继续迟疑，西宁与拉萨两地的安排可能各自形成事实。 在这种压力下，南京再次改变方案。1949年5月，蒙藏委员会建议明令官保慈丹为第十世班禅，并允许他先在青海塔尔寺坐床，入藏事宜待局势稳定后再议。6月3日，国民政府准予官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，并免予金瓶掣签。 随后，官保慈丹在高僧主持下剃发、换僧衣，法名确吉坚赞。原定8月1日举行坐床，后因准备仓促改为8月10日。当天上午11时，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举行典礼，关吉玉与马步芳共同主持，参加者超过五千人，仪式至下午3时结束。 这一认定，距离九世班禅圆寂已经过去近十二年。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，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、朱德，表示拥护新中国，并表达希望西藏早日解放的愿望。毛泽东复电，对他的态度予以肯定。此后，这位少年班禅走上了参与国家和民族事务的道路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