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律师，被以寻衅滋事进入刑事程序——这件事该用什么词来形容？荒诞？讽刺？魔幻？还是他写在每一本刑法书里、却始终没用明白的那个词：程序？ 于凯不是网红，是刑辩律师。他早年干过警察，后来执业，参与编写《刑法分解实用全书》《刑事诉讼法分解实用全书》，写过《单位犯罪实务精解》，在高校兼职，给学生讲法律。他的工作，就是给人解释法条：这条怎么定性，那条怎么适用，边界在哪里，口袋在哪里。 一辈子替别人划边界的人，最后自己把自己划进了别人的边界里。 他是用“最规矩”的方式走到门口的 把时间线摊开看，他走的每一步，都是法律写好的路。 2023年8月，他和四位同事联名，向全国-人-大-常委会-法工委提交《关于废除寻衅滋-事罪的立-法建-议》。用淮南朱玉珍、洮南浮桥、唐慧等已公开案件，论证“随意”“任意”“情节恶劣”“严重混乱”这些词太模糊，容易兜底。这不是网帖，不是请愿，是盖章的正式建议书，寄给国家立法机关。 依据的是宪法第四十一条：公民有批评、建议的权利。 结果呢？2024年7月，据公开材料，青岛市司法局以“违规炒作案件”为由，停止他执业一年。理由是他在网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误导性评论。可他引用的案例，都是公开判决、公开报道过的。 2025年7月，停业期满。据公开渠道反映，执业证没有按期发还，他等了十几天，拿到证后第一件事，是给司法局发函：要求就拖延还证赔礼道歉，并赔偿一元钱。 同时，他第二次向法工委寄出废除寻衅滋事的立法建议。 他要的不是赔偿，是一句话：我提立法建议，是履职，不是炒作。 没有回复。 至少公开渠道看不到回复。 于是他等了一年又一年，写了一封信又一封信。当所有的信都有了寄出回执，却没有一封变成回音，他离开了书桌。 2026年3月，他出现在某部门附近，举--牌。据多方公开披露，涉及执业自由、律协自治、律师年检，以及他对青岛司法行政系统人员的实名举报。随后被带走，转青岛，取保候审。 一个写了一辈子法律文书的人，最后用一块纸板，来完成唯一一封没有固定格式、没有法条引用、没有律所公章的“文书”。 他是最懂那部法的人，却把沉默交给了那部法 于凯最常被人引用的一个观点：寻衅滋事是口袋罪，什么都能往里装。随手一扔是寻衅滋事，骂人一句是寻衅滋事；如果办案的人想装，没有装不进去的。 他说这话时，是刑辩律师，是刑法工具书的编写者。他说这话时，大概没想到有一天会轮到自己。 而现在，一个以废除这条罪为终身主张的人，被以与这条罪有关的方式带走。哪怕最终查实为扰乱公共秩序或其他，当办案机关把一个“反口袋罪”的人用模糊方式送进程序时——那条罪“口袋里什么都能装”的特征，就得到了最后一次验证。 最讽刺的是，验证他的人，不是他的当事人，而是他自己。 取保候审：人暂时自由，职业却没出来 现在于凯的状态，据公开信息：取保候审，案件既未移诉，也未撤案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他可以回家，可以吃饭，可以在街上走。但他不能以律师身份接案，不能会见在押的当事人，不能出庭，不能使用那个他用了二十多年的职业身份。一个靠语言和法条吃饭的人，舌头还在，文法还在，但他的文件的落款处，写不上“辩护人：于凯”。 一个法治信徒最大的痛苦，不是被惩罚，而是被剥夺用专业表达信仰的资格。他想说“我相信法律”，但职业话筒被收走了。他说“我信宪法第三十五条”，但没有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的许可通知，那是被掐掉的频段。 他比谁都清楚怎么在程序里维权。他甚至亲自示范过：行政处罚来了，申请听证；处罚期满未还证，发函要求补正并赔偿；立法建议无回音，再寄一次。他知道规则，他一直在用规则。 问题是：规则全部用完之后，规则没有回音。 所以他只能去接头。 事故，还是故事？ 对个人，是事故。停业一年，再入程序，长期取保，无论最终定性如何，职业生命都被切成了片段。 对法治，是一次提醒。一个把“口袋罪”写过论文、编进工具书、寄给立法机关的人，用自身遭遇演示了“口袋罪”的用法： 当你想装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有合适的法条等着他 。不是内容违法，而是方式违法；不是方式违法，而是地点违法；不是地点违法，而是身份违法。只要想找，总有一条装得下。 于凯用自己，给“口袋罪”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注脚。这比任何论文都直观，比任何案例都沉重，也比任何调研报告都更让律师深夜读到时沉默。 法治的“最后一课”，是他用自己上的 于凯辩护时，习惯把每个罪名都拆到最细，告诉读者边界在哪里。关于“寻衅滋事”，他一定反复研究过“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”的认定标准：认定这个罪，要结合公共场所的性质、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、受影响的范围与人数等。 他大概没预料到，有一天，他自己站在认定的对象里。 他坐过警察的位子，当过刑辩的枪，写过法律的书，寄过废除口袋罪的建议，最后走到机关门口举起一块牌子。他试过所有渠道。没有一条走到该去的地方。 罗翔说，希望法律人能像苏格拉底